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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汉翻译角
散人译斋

 

失家园——读赫塔·缪勒 (Herta Müller)

© 苏晓琴

赫塔 · 缪勒 (Herta Müller) 让我诧异的,首先是她的发型,以前的和现在的都坚定得有些夸张。脑门后的头发从耳尖高度开始,以与垂直线相交几近 三十 度的锐角直奔脑门前并止于嘴角高度,赫塔 · 缪勒下巴尖削,整个脸是长卵型的。这是她现在的发式。然后是她在记者面前描述获奖感受时的内向、犹豫和句子中过多的间歇,与她坚定的发型极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又被她身上一种强烈的真实、真诚的气质所淹没,她迥然不同于格拉斯久经沙场的老练和不再可信 —— 后者严以待人,却对自己纳粹史中的某个重要细节隐瞒过久,使一些德国自由知识分子相当失望和不满。

政治迫害给赫塔 · 缪勒带来了损伤,你能够看出也能够感觉到,而她仍始终是一个有着坚定终极价值和人文关怀的人。不管是对在德申请避难的难民和对东西德笔会合并一事的态度,还是对中国的关注,都表明了缪勒的视野并不局限于自己的 " 前祖国 " 罗马尼亚,尽管至今为止,她的所有作品都与罗马尼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国王鞠了一躬,然后开杀》(Der König verneigt sich und tötet,以下 简称《国王》) 2003年初版,收有 七 篇自传性杂文。想要直接了解缪勒的经历和创作,这本书是最好的入门。

赫塔 · 缪勒一九五三 年出生在罗马尼亚西部 一个没有沥青马路、只有 一千五百 个村民的德语小镇。 成年后,因与齐奥塞斯库政权始终采取不合作态度而备受挤压,除了没有固定工作、经常被秘密警察叫去谈话之外,也不时被秘密 " 访问 " 。作为这种秘密访问的心理战术之一,秘密警察来访之后,经常会有一幅挂在墙上的画横穿过房间被扔到床上,一个厨房的椅子长腿甩到了客厅。也有人被自杀。

"城里的国王早已开始行动。他是一国之王,他在生死相交之处讨价还价,把他厌烦了的人悄悄扔出窗外,扔到火车、汽车下面,扔到桥下去,给他们套上绳索,把他们毒死——把他们的死演成自杀。他放出训练有素的恶犬在边境把叛逃者咬个粉碎扔在那里,让他们腐烂了一半的尸体在收割时被农民找到。他放出船去追赶多瑙河上的偷渡者,用螺旋桨把他们碾碎,鱼和河鸥便有了食物。你知道,却永远无法证实这些每天发生的事。人消失之处,留下了静寂和眼睛睁得太大的亲友。城市之王忌讳让人看到自己的弱处,当他磕磕碰碰时人们说,他在鞠躬,可他鞠躬,然后开杀。"(《国王》页50 )

刚进城的头几年,随处可见的政治压制和迫害还没有涉及到缪勒和她认识的人身上,缪勒感到 " 强烈的同情 " 、 " 惨淡的内疚 " 和 " 卑琐的庆幸 " ,庆幸灾难没有降在自己头上。几年之后,缪勒的朋友开始被监视、审问, " 之前只是感觉到的压抑气氛,现在变成了真实的恐惧。朋友们在受着折磨,而我知道在哪里,是怎样。 " 又是几年之后,缪勒自己成了迫害对象。

"哪怕是出于固执,你也开始去热爱生命,每一天有了每一天的价值,你学着乐意地去生活。你在脑子里跟自己说你还活着,恰恰现在,你想活下去。这就足够了,这是超出你以为的生活的意义,它是被验证了的生活意义,跟呼吸一样确凿。然而,这种在心里滋长着的抗拒一切外力的对生命的贪恋,也是一个国王,一个难以对付的国王,我很了解他。所以我从来没有直接地说起过他,一直把他的名字藏着。我为他给自己想出了"心兽"这个称呼,为了好去说而不用直接叫他。"(《国王》页54 )

缪勒告诉我们,审讯是一个需要技巧和心理攻略的工种,首先,在反复盘问一个人的时候,审讯者除了要想尽办法侮辱你的人格,威胁你,诱惑你,他还必须不断地表现出 " 创造性 "—— 请看电影《窃听风暴》的生动解说。有一次,审问缪勒的特工突然暴跳如雷,抡起拳头冲向缪勒(创造性一般),中途忽然改变初衷,用两只指头慢慢夹起缪勒肩上的一根头发(有创造性),在他松手想让头发掉在地上之前,缪勒说: " 请您把头发放回去,它是我的。 " 对付审讯者的上策,缪勒认为是用 " 一种与指控者的创造进行探讨的反驳 " ,但是:

"在辩护时,"不是"是一个极其愚蠢的词,它太短,消失得快,不容易让指控你的人竖起耳朵 ...... 你得紧紧地跟着他的编造走,一次也不能越出编造的内容,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下一个编造的出现,因为越出现有内容的细节只会打开一些连指控你的人自己都没想到的门 ...... 在辩护时,你只能说那些指控中本来就已提到的事,你一次也不能反问,不能干扰他的优越感,但轮到你说的时候,你一定得说,直到被打断。重复地说"不"然后沉默,这样做只会恼怒指控者,他会觉得被冷落了,这会破坏他自以为是的情绪。被指控的人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同时让整个大脑站在外面一直不停地审视现在是在重复以前的罪状还是有了新的状词。如果是老生常谈,你得尤其小心,要重复得准确,最好是用跟以前一样的说法。"(《国王》页140-141 )

每次审讯之前,缪勒都会认真地打扮一番。

"穿戴整齐地去接受审讯,应该说是一种击退了对束手无策的恶心的胜利吧。审讯人说的那句话甚至让我骄傲了。"穿戴整齐的人是不会肮脏地上天堂的"是他说过的最美的死亡威胁,因为它至少还把我身上的一点东西视作有点价值,至少承认了,迄今所有迫使我恐惧的努力还没有足以把我损伤到连自己的外表都不去注意的地步。"(《国王》页68 )

在不受审的时候,缪勒建议看书,读诗,用幽默的玩笑或游戏跟朋友们一起对付恐惧和无望,并间或在房间和信件里放上一根头发 —— 如果头发被动了或消失了,那就说明秘密警察来过或拆过了信件。

国内有一种论调,认为缪勒夸大自己"受害者"的角色。"受害者"在德语中叫Opfer,我从未在缪勒的书中读到过或听她说过自己是受害者,她多次提及的,是齐奥塞斯库暴政给自己带来的"损伤" (Beschädigung)。德语名词Beschädigung来自动词beschädigen,中文可译作"损坏、损伤/损害",德语的动词beschädigen由此可见适用于人和物:你可以"弄坏"一个杯子,也可以"损伤"一个人的心灵或"损害"一个人的名誉。名词Beschädigung亦然。"损伤" (Beschädigung) 和"受害者" (Opfer)在德语里有完全不同的词根,不知为什么到了某些人的中文里就成了一码事了。

缪勒没有说过自己是受害者,也没有想要让自己表现得"英雄无畏"。在书中和其他场合,她从不回避叙述那种无时无处不在的政治迫害和重复出现的死亡威胁给自己带来的害怕、恐惧和绝望,她曾做过自杀的准备。Angst(害怕、恐惧)是缪勒常用的一个词或构词成分。

一九八九年倒台的罗马尼亚在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最贫穷,却也最暴力。据罗马尼亚国会二零零六年公布的数据,一九四五至一九八九年间,罗马尼亚共有二百万人受到迫害,其中一万"反政府者"未经审判被处以极刑后,尸骨被匿名埋葬;死于安全局之手的,据不完全统计有二十万人。前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局,简称"塞库里塔特" (Securitate),是原东欧国家中规模最大的安全局之一,一九八五年有一万一千个特工和五十万线人,即每一千个罗马尼亚人中就有二十三人为它工作。塞库里塔特不只是所谓保护国家安全的情报机构,也是原罗马尼亚专制者对内清肃的工具,它的血腥在东西欧远近闻名。我在这里只想提一个那些"恐惧制造者" (Angstmacher) 给缪勒带来的创伤。

塞库里塔特惯用的一个伎俩,是将迫害致死的人"演绎"为自杀者。在蒂米什瓦拉 (Timişoar),缪勒上中学和移居德国前生活的省城,有一个几乎每天见面的朋友,叫罗兰·基尔施 (Roland Kirsch),他"说话少而轻,对自己不怎么小题大做,写诗,摄影,不像别人那样跟我断交,我在罗马尼亚是国家公敌时没有,我走了以后也没有"。罗兰·基尔施在缪勒离开罗马尼亚后的一天被吊死在自己的厕所里,官方拒绝验尸的惯例将死亡原因直接鉴定为自杀(罗共垮台后,有邻居证实当时听到了几个人的吼叫声,自杀鉴定却依然维持至今)。缪勒得知好友被害的消息后,直到今天还回避任何环形套索,也不碰公共汽车上的环形把手。衣架上如果挂了一件大衣,"好像有个指头在脑子里弹了一下",大衣里就会出现人的脚,片刻之后就又消失了。

" 恐惧制造者就他们自身而言,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混乱的一群,只有在被召唤的时候,他们才会集聚到一起 ...... 特工、警察、士兵、监狱看守、律师、医生、记者、老师和教授、牧师、工程师、邮局公务员 ...... 如今,他们在罗马尼亚跟东欧其他降了温的专制国家一样等着进入"资本主义泥坑"——在专制垮台前他们充满敌意和嫉妒地如此称呼西欧 ...... 他们突然自己向数十年来他们一直打击和用一切威胁、抄家、审讯、强制精神病院、边境枪决叛逃者、逮捕、酷刑、谋杀手段严加禁止的东西提出权利要求,这一方面让我毛骨悚然 ...... 恐惧制造者想在自己被罪恶破了相的家园像从前的敌人那样生活的愿望,同时也除去了我的担心,因为他们现在追求的东西将永远禁止他们去继续制造我的恐惧。 "(《国王》页188–190)

罗马尼亚二零零七年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在解体的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罗马尼亚对安全局历史的反省和追究至今最不彻底。罗马尼亚直至二零零零年才公布了一个保证公民查看安全局个人档案的权利的法律(德国在1991年已通过类似法律)。如缪勒所说,那些昔日的恐惧制造者并没有在今天良心发现,只是不再像以前那么危险而已,因为他们现在收到的"订单"比以前文明了一些。齐奥塞斯库时期的罪行调查研究所 ( IICCR ) 是二零零五年成立于布加勒斯特的一个半官方机构,所长马里乌斯·奥普雷亚 (Marius Oprea) 因不断受到威胁和跟踪而不得不举家移居德国(德国《明镜》周刊2009年10月13日电子版)。知道这些背景,读者便不会诧异缪勒为何去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德国《时代》周刊发表了《安全局还在行动》一文(《外国文艺》2010年第1期,黄霄翎译)。

前罗马尼亚曾是中国的"友好国家",这很可能是因为前罗马尼亚并没有随着苏联跟中国的外交恶化而与中国断交,中国对齐奥塞斯库从来不做负面报道,国人基本也不知道齐氏的残暴和罗马尼亚的贫困。缪勒在前不久举行的科隆文学节 (Lit.Colonge) 上被问及中罗这段历史,她说当时罗马尼亚最好的香烟是中国来的,有五种,还有其他一些日用品如运动衫、球鞋和很多花瓶,蓝花瓷的。她还在一个机械厂当翻译的时候,上班每天要经过一个药店,那个药店从来没有什么货,橱窗也一直是空空的,可有一天,橱窗里突然堆满了各种颜色和各种大小的玻璃眼球,美极了,也是中国制造。缪勒买了一个回去("反正也不要处方"),请人加工成项坠后戴在了脖子上。又有一天,她去一个朋友的朋友那里想让他给自己开几天病假,当那个医生开门看见她的玻璃眼球项坠时,二话没说就把她赶出了诊所。缪勒猜想是自己对医用玻璃眼球的这种用法把那个医生吓坏了。

一九八七年二月缪勒与家人移居西德。在齐奥塞斯库政权一九八九年底垮台之前的三年间,她不断受到来自罗马尼亚的死亡威胁,一次被联邦德国国家保护局告知,后者逮捕了一名未明身份的罗马尼亚男子,德方怀疑此人是受雇于罗马尼亚政府的杀手,缪勒的名字也在被查获的一个笔记本里。这位罗马尼亚男子现在是蒂米什瓦拉一家果汁厂的厂主,该厂据说还非常成功。

电影《窃听风暴》描述了原东德情报局警官维斯莱尔弃恶从善的故事,从艺术角度来看,它是一部好片子,但从本质上来讲,它只是一个西德导演想用美好事物(爱情、诗歌、音乐、戏剧)来唤醒良知的美好愿望——史塔西几十年的历史中,像电影主人公那样良心发现而忏悔的秘密警察一个也没有,史塔西博物馆馆长曾以电影剧本不符现实为由,拒绝了导演拍摄实景的请求(详见南方周末2009年2月9日《永别了,史塔西!》一文;"史塔西"是国家安全部德语简称Stasi的音译)。

几年前,那还是在《窃听风暴》上映之前,我和朋友去参观离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现为史塔西博物馆)一公里处曾经关押政治犯的秘密监狱。那一片,在当时西德的柏林地图上,也是一块空白。霍恩舍恩豪森纪念馆 (Gedenkstätte Berlin-Hohenschönhausen) 聘请的解说员,昔日都在那里被关押过。参观结束时,我想知道其他受迫害者如今命运如何。解说员告诉我们,当时的受害者统一后虽然也建立了几个自己的组织,但因为许多会员受到的精神或生理损伤过重,有时在一些组织安排事宜上便已很难协调,许多人靠国家救济生活。那些原来的警察呢?——谁都知道能在这里工作的警察都是"好"警察,西德的保镖公司也知道,所以两德统一后,年轻的和有工作能力的,基本都能找到不错的工作;那些退了休的,新联邦德国作为前东德的继承人,也必须给他们发付相应的退休金,"好"警察们以前拿的都是不错的工资,他们的退休工资也不会差。那原来的警察有人公开或不公开地表示歉意了么?——一个也没有,他们甚至还成立了一个协会来维护自己以往的"荣誉"。

民主德国崩溃后,大部分机构陆续解散,如工会联盟、德苏友协、妇女协会,甚至原东德统一社会党(SED) 也改组演变成现在的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PDS)。没有解散,几乎以原班人马改名东部笔会 (Ost-Pen) 继续存在的,是原民德笔会 (DDR-Pen)。在两德统一、东西狂热拥抱的浪潮中,西德和东德的许多知识分子们也希望让一切尽快"正常化"。比如君特·格拉斯。他认为应该"有区别地对待"前民德笔会成员的史塔西历史。格拉斯甚至以同样"好说话"的态度评判原东德出版人汉斯·马考特 (Hans Marquard),而后者的史塔西记录公开后,连东部作协也不得不保全脸面将他开除。

缪勒不满西德笔会在这种前提下与原东德作协合并,于一九九七年退出笔会。缪勒此举不在于秋后算账。为言论自由而奋斗,积极保护作家免受政治的压迫,是笔会的中心纲领之一。一九八七年东德秘密警察的记录显示,当年民德笔会十九个最高委员中,有十二人是史塔西线人。

大部分原东德作家,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在两德统一之后因为没有了对抗目标而失去了创作的根基。赫塔·缪勒不然。她的大部份作品创作于一九八七年移居德国之后。缪勒关注的,不只是齐奥塞斯库的暴政,而更是恐惧制造者、同流合污者和妥协者组成的机制,所以,她对原西德和新联邦德国的审视同样毫不留情(如《国王》中最后三篇文章,其中《在我们德国》一文已由宋健飞译出,见《外国文艺》2010年第1期)。她关注人权,除了写,还去难民营为那里的孩子读诗。她因诺贝尔奖成了公众人物,这对所有正视言论自由的人来说是一个鼓舞,因为我们可以确信她会继续站出来指指点点。

诺贝尔文学评委赞誉赫塔·缪勒"以诗的凝练、散文的率直描绘了流离失所者的处境"。这是一个极其到位的评语。我们先看看"流离失所",从离乡背井到失去家园。

缪勒的出生地尼茨多夫 (Niţchidorf),是一个在罗马尼亚巴纳特地区有三百年历史的施瓦本村庄 (Banater Schwaben)。二战后,这个出过不少纳粹的村子成了罗马尼亚纳粹史的替罪羊。对外,那些惯于沉默的农民忍受着屈辱和不公,对内,却更加信仰自己是优于别人的种姓。缪勒去省城上中学时,从农村来的她起初还想家,直到她开始阅读有关纳粹和"小地方现象"的书籍。此时,缪勒便已开始失去家园,虽然她的家只在三十公里之外,虽然她还能经常回家。

熟悉德语文学的人都知道,犹太诗人保罗·策兰 (Paul Celan) 也生于前罗马尼亚。在二零零九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一个现场谈话中被问及策兰时,缪勒说,"我不属于策兰的那个德语少数民族",策兰的母亲死于集中营,而自己的父亲曾是纳粹党卫军。她开始阅读策兰时,不得不痛苦地领会自己被生在了哪一边,每次读完策兰以后,"我都有几乎想说对不起的愿望"。缪勒出版的处女作《低地》(短篇小说集,1982年出版)讲的便是一个巴纳特施瓦本农村的故事,缪勒至今因此书被乡里视作给祖上抹黑的不孝之女。

缪勒一九八七年移居西德。当时没有人知道东欧的专制统治会延续多久,缪勒也不知道她踏上的不是一条不归之路。那么,到了德国以后的缪勒是否就能够因为说同一种母语而将德国当作第二故乡呢?
语言是长在脑袋里的,除非死了,离乡背井的人不得不带着自己的母语走,于是二战后,"语言也是家园"的说法便出现了。在对此说做了精辟阐述和反驳后,缪勒问,那些没有被迫离乡的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纳粹对犹大屠杀之后,保罗·策兰必须面对自己的母语德语也是自己母亲的刽子手的语言这样的事实",而又"有多少伊朗人至今仍会因为一句波斯话被投入监狱,有多少中国人、古巴人、北朝鲜人、伊拉克人在自己的母语中无法有片刻在家的感觉"。所以,缪勒引用乔治·塞姆朗的话说:"家园,不是语言,而是被说出的话"。

德国是否能够成为家园的命题,对缪勒已不再构成。如果缪勒有第二家园的话,她的家不是某个静止的语言,而是使用语言的发声:"说"和"写"是动态的行为。

再说授奖辞中"诗的凝练、散文的率直"。

缪勒不认为诗和小说或散文是分家的,她认为小说或散文跟诗歌的语言一样,能够打开一个又一个广阔的空间。缪勒本人也写诗(严格地说,她不"写",而是将从报刊上裁剪下来的词重新组合粘贴),她的小说,常常闪烁着诗歌的魅力。《国王》所收杂文,以及缪勒的诺贝尔受奖辞,严格地说,应该算作散文。在对这些文章时间跨度和叙述节奏的掌握上,缪勒有着大师级的轻松自如(让我想起普鲁斯特对福楼拜的评价),一个句子和下一个句子,常常会仅仅因为彼此的衔接而产生独到的张力——这些,都是诗的特质。诗歌,常常是模糊的,比如策兰的诗,以晦涩著名,可一旦读"懂",便震撼无比。与诗歌不同,小说或散文的文字表达更为率直,因清晰而有力量,缪勒的亦是如此。以"诗的凝练、散文的率直"来总结缪勒的创作风格,非常贴切。

缪勒的语言给我感触很大的另一点,是它的造句常有出人意料之处。《新苏黎世日报》如此评价缪勒的风格:"字母是游牧者。赫塔·缪勒将它们从被迫的联盟中剪出来,把一种初始的陌生感重新还给它们,那些词语因此而开始重新呼吸。"缪勒的母语,是一种与母体德语隔离的德语方言,她十五岁去城里上中学时,才开始学习标准德语和罗马尼亚语。"跟德语不同,当我不自觉地将它们跟我的德语词语作比较时,那些罗马尼亚词语便睁大了诧异的眼睛。"

例如,德语说风"停"了,罗马尼亚语却说风"站住"了,德语中阴性的"兰花"和"玫瑰",在罗马尼亚语成了阳性;小赫塔越来越觉得罗马尼亚语比自己的母语更为感性,也更能贴切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在我的书中,我还从未用罗马尼亚语写过一个句子,可它当然也跟着在写,因为它已进入了我的目光。"(《国王》页27)缪勒语言的独特,是否也受益于罗马尼亚语和自己的德语方言呢?在科隆文学节活动之前,缪勒对翻译说,可能因为自己方言的关系,她没法把德语说得很快。而语言如果不是节奏,又是什么呢?

缪勒的新作《呼吸秋千》(Atemschaukel) 完成于二零零九年三月,德国汉泽尔出版社 (Hanser) 同年出版。缪勒的作品一般都有别致的名字,如《国王》一书,如《狐狸那时就已是猎人》或《今天我更愿没有遇到自己》。Atemschaukel比较值得一提的中文翻译,在互联网上我看到过的还有"呼吸摇摆"和"肠气回荡",我更愿用"呼吸秋千"这个直译,理由有二。

首先,德语的Atemschaukel,只看书名不看书,你是不知道它具体指的是什么的。德语的名词Schaukel(秋千)由动词schaukeln(摇摆,摇晃)变更而来。"呼吸秋千"指的是呼吸在胸腔中的来回摆荡,它是对极度和长期饥饿的一种生理反应。"饥饿天使将我的脸颊贴着他的下颚,他让我的呼吸摇晃。"(《呼吸》页87)用中国话说得再白一点:如果一口气出去以后回不来了,人不就死了么。

其次,德语的Atemschaukel是一个指称物件的名词,而物件 (Gegenstände),即有形体而没有生命的物体,是贯穿缪勒整个创作的一个重要范畴。以物寄情,借物表志,而据缪勒所言,生命中一些彼此最不相干的事情,却有可能被极小的东西联系到一起,它们"旋转循环,在偏差中有着某种被周而复始的重复这个魔圈所操纵的东西"。比如布手绢。它可以是一个母亲向女儿表示关爱的媒介(记得带手绢了么),可以是盖在纳粹舅舅身上的裹尸布(在照片上只有手绢那么大),可以是一个不愿做线人的女翻译的一叶方舟(因为带了一块手绢而突然在无望中又成了妈妈的孩子)。一块白手绢,也可以是奥斯卡·帕斯提奥这个前苏俄"劳改犯"存活的依据。(以上详见缪勒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辞)缪勒在《呼吸秋千》中对苏俄劳改营的描述,是紧紧依附于各类"物件"的,如放衣物的留声机箱子、换了二百七十三个土豆的酒红色丝围巾、花蕾未成前可食用的野生苋菜、心形的铲煤铁锹。

二战期间,罗马尼亚法西斯政府与纳粹德国结盟,一九四四年夏被苏联红军攻克后对德宣战。一九四五年,所有十七岁至四十五岁的德裔罗马尼亚人不分男女被押至苏俄劳改营"重建"苏维埃共和国。《呼吸秋千》中的"我",列奥·奥贝格当时刚好十七岁,"我"同缪勒的母亲一样,在苏俄劳改营呆了五年。

缪勒在二零零九年法兰克福书展现场谈话中提及,列奥的原型不是奥斯卡·帕斯提奥(Oskar Pastior,1927–2006)。帕斯提奥,缪勒的同乡,诗人,二零零六年毕希纳奖得主,为缪勒提供了大量回忆和描述,他们为这本书准备了五年,也曾相约共同写作,却因帕斯提奥的突然去世而告终。

《呼吸秋千》叙述的,是饥饿和乡愁。

"饥饿天使睁着一只眼走路,他踉跄着紧紧的圆箍,在呼吸秋千上平衡,他晓得脑袋里的乡愁和空气里的死胡同。"(《呼吸秋千》页144)

饥饿,或饥饿的感受,在《呼吸秋千》中被反复而淋漓尽致地描述——饥饿,是苏俄劳改营生活的最强大"旋律"。饥饿不是一个愉悦的题材,一个正常的人不会兴高采烈地去读它,我也曾随时准备终止阅读,而我最后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呼吸秋千》,这完全在于这部小说的语言。

记得我还在读书时,对欧洲文化不甚了解,有一次和朋友去法国中部的一个小镇。略微熟悉法国的人都知道,巴黎不代表全部的法兰西。那是我第一次去法国农村。我站在小镇十一世纪哥特教堂前,享受着她的优美圣洁,周围的情境,温暖的阳光,不知不觉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我记得我来过这里,看到过这样的中世纪雕塑,闻到过阳光照在石墙上暖暖的感觉。几天之后,我在不知不觉之中突然明白,"第一次"的那个小镇,不是在梦里,而是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贡布雷!

一个现实存在的教堂投入我们眼中,我们的大脑在对这些视觉印象进行处理后会在我们的大脑里留下一个印象或者不留下一个印象,而我的视网膜在我来到这个小镇之前,从来没有过任何法国乡村哥特教堂的投射。我在这里说的,不是"身临其境"或"以假乱真",这些还是有真假、虚实的感受分别。普鲁斯特的"绝",在于他的文字骗过了你的感受器官,或者说,他的文字描述取代了真实物件进入了你的感官感受。为什么一杯茶好在哪里,最终只有喝茶的人自己知道?因为那是一个生理器官感受的问题。

如果我没有去过那个法国小镇,我可能永远不会发现、验证和感叹普鲁斯特在这里的造化。 七零后出生的我从来没有饿过,可能也永远不会有机会去为自己验证赫塔·缪勒对饥饿的描述就是饥饿本身。谢天谢地。有"三年自然灾害"的幸存者看了《呼吸秋千》之后,是不是会同意我说的是真的?

被劳改者都是被迫离家者,而被迫离家者最大的精神折磨,应该就是想家了。"乡愁"不是像饥饿那样从一开始就轰轰烈烈地进入《呼吸秋千》的。

小说第一页。"我"知道了自己也在被带走者名单上,亲友、邻居们开始忙着打点行李(当时大家都物资贫乏,比如"我"的箱子,是一个猪皮做的留声机外壳)。"我没有什么害怕,有的只是那种暗暗的期待",因为"我迫切地想离开连石头都长着眼睛的小城市的顶针箍"。十七岁的列奥已经发现自己是同性恋了。

人总是要活下去的,哪怕是在劳改场。列奥渐渐地习惯了那里没有任何自主的生活,习惯了饥饿和体力劳动,不知不觉,不习惯了劳改营之外的世界。

"干嘛还去集市呢,劳改营把我关起来是为了我好,人们只有在不属于我的地方才能嘲弄我,劳改营是我的家 ...... 连列奥·奥贝格我都可以不要。"(《呼吸秋千》页142)

"我用我的力量不让自己哭 ...... 我早已教会了我的乡愁眼泪干干,现在,我要让它失去主子,让它再也看不到我这里的样子,再也不问及家里的人 ...... 如果我还能做到这点,我的乡愁将不再眷恋于思念,那时,我的乡愁就仅仅是对我曾经吃饱过肚子的地方的饥饿了。"(《呼吸秋千》页190)

一九五零年一月,列奥回到了罗马尼亚的家,却发现"墙上的滴答声是我的呼吸秋千,胸腔里是我的心形铁锹。我真想它。"(页265)。列奥失去了坚持自己性取向的能力,他和一个叫艾玛的女孩结了婚,一年后搬去布加勒斯特,开始瞒着妻子去公园"野会",直到有一天"布谷鸟"和"床头柜儿"被逮捕。当时同性恋为保护自己,在交往时都使用化名。列奥知道化名为"钢琴"的自己很快也会被找到,于是瞒着结婚十一年的妻子匆忙逃到奥地利,最终成了失去家园的人。"亲爱的艾玛,恐惧是不知道饶恕的。我不回来了。"(页291)

现将书的结尾译出,以飨读者。时间:几十年后,地点:奥地利格拉茨。

"我最喜欢坐在白色的福米加小桌边,一米长,一米宽,一个正方形。当钟楼敲响两点半时,阳光照进屋里。地板上,小桌的投影是一个留声机壳,它为我播放瑞香花之歌或那首褶着裙子跳的《鸽子》。我从沙发上拿起枕头,舞蹈着进入我笨拙的下午。
我还有别的舞伴。
我已经跟茶壶共过舞,
跟糖罐,
跟饼干盒子,
跟电话,
跟闹钟,
跟烟灰缸,
跟房门钥匙。
我最小的舞伴是一个掉了线的大衣扣子。
不对。
有一次,一颗沾满灰尘的葡萄干躺在我的白色福米加小桌下面,我跟它跳了舞。然后把它吃了。然后,我的心里有了一种遥远。"(《呼吸秋千》页296)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四日写于德国莱茵一城,文中节译缪勒文字均系作者所译


(首发于《书城》2010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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